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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幾天最熱門的討論，就是台北市環保局清潔隊員，將殘值32.56元的二手電鍋送給拾荒婦，

涉犯貪污治罪條例，被判有期徒刑三月，緩刑二年，褫奪公權一年。

看到比較多的輿論，是認為這麼溫暖的舉動，憑什麼檢察官要起訴、檢察官要判刑，真是恐龍。

甚至，比AI來爛？

但參考媒體報導，情況恰恰跟輿論相反。

❶清潔隊員為什麼犯貪污治罪條例

依《臺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環境清潔勤務須知》，資源回收作業人員應將回收物交給環保局處置，不能佔為己有、自行處分。

但該名清潔隊員將二手電鍋帶回家，再送人，就等同把二手電鍋當作自己的物品轉送他人。

這行為就犯了貪污治罪條例「侵佔職務上持有非公用私有財物罪」。

❷為什麼檢察官不能職權不起訴

檢察官對犯罪嫌疑輕微的犯罪，認為無追訴必要時，可以職權不起訴。俗稱「微罪不舉」。

但以輕罪為限。例如最重本刑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罪。

而該名清潔隊員涉犯的，是貪污治罪條例「侵佔職務上持有非公用私有財物罪」。

最輕本刑就五年有期徒刑了，根本不是檢察官可以微罪不舉的範圍。

❸法官如何減刑才讓清潔隊員獲得緩刑

該名清潔隊員於偵查中坦承犯行，且將電鍋返還環保局，符合貪污治罪條例第八條第二項減刑要件。

因財物價值小於五萬元，情節輕微，依貪污治罪條例再減刑。

他在政風單位掌握犯行前，主動前往說明，符合貪污治罪條例「自首」要件，再減刑。

最後，法官再認為動機單純等情，認為顯可憫恕，依刑法第五十九條規定再減刑。

有刑事開庭經驗的人會知道，刑法第五十九條是很特殊的情形，才會被法官動用的。

檢察官與法官按照現有法規框架下判斷，還設法替他減刑，不是恐龍。

如果真要說有不妥的，應該是立法而已。

在社群發達的今天，評論是容易的，但理性、正確的評論很困難。

尤其涉及法律事件。

法律事件包括事實和法律二部分，各自釐清後，才是分析與評論。

這是我很常提醒客戶，對於任何可能涉及法律的事件，所依循的判斷法則。

回到這個事件。

不同意見沒有不好，但要奠基在正確的事實和法律前提。

否則，當你基於錯誤事實和法律的理解，誤解司法未按法律、欠缺同情的同時，不也是另一種「恐龍」行為？

江祖平在threads 上，爆料了三立資深副總龔美富的兒子，也是在三立擔任現場指導的龔益霆，對女演員及其他女性下藥性侵、偷拍。

後來龔益霆發文說明，曾與江祖平交往的關係。

才坐實江祖平是她自己所述的女演員。

同時她也提出其他證據，稱還有不少受害者。

三立在第一時間回覆，已於九月三日主動起動內部調查。並有與江祖平聯繫。

於九月四日將事件關係人，龔益霆的父親龔美富暫離現職。稱配合將配合檢警調查。

但江祖平反而在三立發聲後，持續在社群上，表達不方便讓三立介入。

更闡述，縱使有三立的初步處置，龔益霆父子都離開三立，因為他們都知道她的住處，而仍感到害怕。

實際上，去年性別平等工作法等法律才修法，針對職場性騷擾的防治，提高雇主責任。包括：

❶受僱者超過十人以上，雇主就要訂定申訴管道；超過三十人，必須訂定性騷擾防治措施、申訴和懲戒規範。

❷無論是否有被害人申訴（例如：傳聞、聽說），都要做出「立即有效的修正及補救措施」。

❸雇主應為工作環境性騷擾風險類型辨識、提供必要防護措施，並向員工宣導，及給予教育訓練。

❹申訴處理單位和調查小組，均增加女性及外部專家比例。

❺甚至如果加害人是雇主負責人或最高受僱者，或經雇主未處理，或不符雇主調查懲戒，都允許直接向地方政府求助。

這無非是希望透過修法，促使雇主能降低職場性騷擾或妨害性自主事件發生，並提供被害人可以求助的管道。

可是，以這次三立來舉例。

以龔益霆的實際職稱，只是現場指導，不是什麼高階主管，被害人等沒辦法直接跳過公司，向地方政府申訴。

假設三立聲稱有設置內部申訴管道，和防治性相關犯罪的決心，都是真實的。

龔益霆是三立資深副總的兒子，這層關係之下，內部申訴管道是否能保持中立，不受資深副總或他的人脈干擾，也令人質疑。

或許就是為什麼，江祖平遲未利用三立聲稱提供的管道申訴。

反而是先透過社群，讓社會輿論形成後，去促使三立有所作為。

也或是為什麼，除了江祖平以外，其他檢附訊息對話，或提供證據給江祖平的其他受害者，在此之前都未曾反應過被騷擾、侵犯一事。

連三立在爆料之後，龔益霆父子已離開三立，江祖平仍感到害怕且身心俱疲。

在在都顯示了，對於性騷擾或更嚴重的妨害性自主案件的發生，雇主除了依法提供完善防治和應變措施外，

如何讓被害人對雇主所提供的一切感到「信任」，願意「安心」使用，才是雇主實際該努力之處。

否則，再多的法律和處罰約束，雇主所謂「完善的防範機制」，只是口號和形式而已，沒辦法對被害人及整個體制改善上有所幫助。

愷愷案的發生，讓人不忍年幼的愷愷被虐死，卻不能判處被告死刑。

認為原本法律規定的刑責太輕。

加速了這次的修法。

新法在今年7月18日三讀通過。

這幾天終於有空來讀一讀修了什麼，跟你們分享。

原來的法律規定

關於虐待「未成年人」，原本刑法第286條就有處罰：

虐待行為，刑責最高是五年有期徒刑。

虐待成重傷，刑責最高是十二年有期徒刑。

虐待致死，刑責最高是無期徒刑。

但無論如何，都沒辦法將被告判處死刑！！

新修法是什麼內容

❶特別增加虐待「未滿七歲嬰幼童」的刑責

原本刑法規範虐待「未成年人」，沒有再區分未成年人的年紀。

但大眾認為，對於像愷愷那樣——不滿七歲、無抵抗能力的嬰幼童下手，惡性更重大。

所以增訂了新的條款，把虐待未滿七歲的孩子、虐待成重傷、虐待致死，全部都加重處罰。

甚至，虐待致死，最高可以判到死刑。

❷增加以「凌虐方法」犯殺人罪的刑責

本來刑法殺人罪的刑責，最低十年有期徒刑，最高可判死刑。

但對不同「殺法」，沒有區別刑度，留待法官個案判斷。

這次修法考量到，虐殺不滿七歲的嬰幼童，不是普通可惡

，認為原本殺人罪的規定不夠。

直接增訂，必須判無期徒刑以上，最高死刑。

比普通本殺人罪，最低十年有期徒刑，還重。

有人反對的原因

這次立意良善且集結群眾意見的修法，為什麼還有很多反對和批評呢？

❶對未成年人犯罪，《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本來就規定加重二分之一了。

反對的人認為，沒有必要再特別規定。

❷「凌虐致死」和「虐殺」未滿七歲的嬰幼童，最高都可以判到死刑。

但凌虐致死，不是故意造成死亡。

虐殺則是故意的。

二者惡性有差，理當在刑責上要有所區別。

如今，最差結果一樣都是死刑。

因此質疑，會不會產生，「既然最差的結果都一樣，不如直接故意把孩子虐殺掉」的道德風險？

我的看法

❶在Threads上看到擁護各自立場的互罵。

不過，必須要說，質疑的原因，都在立法方式和法律思辨上，有所依據。

立法和修法，都是具有高度技術的工作，需要全盤考量。

所以會設想很多情境，來避免未來產生法律漏洞。

絕對不是沒事無聊，想一大堆極端案例。

反之，只針對單一犯罪行為樣態去修改，一定會動搖現行所有法規的制定邏輯。

可能造成類似樣態的犯罪行為，刑責不夠公平等情況。

只是這都不是直接、立刻可以感受到，一般民眾無感，看起來就會像是，為反對而反對。

這也是專業與民意之間，拿捏的不容易，需要互相理解。

❷我比較務實。

新法好不好、提高刑責是否就能防範虐童，都是實際執行之後，才會知道。

整體刑責提高，但最低與最高刑責之間，還是會依情節判斷，不可能一概判最極刑。

挑戰道德風險的例子，應該不是常態。

而且，縱使修法修得不好，還是必須遵守和應變。

不用吵，上班了啦。

（心裡曾經有這種念頭的，請舉手，先緩緩）

但誣告罪不是被告不起訴，提告的人就會成立誣告罪。

需要符合誣告罪的要件：

①不法意圖（使人受刑事或懲戒處罰）

②明知提告事實非真實

③仍向公務員(通常是檢警機關)提告

其中，「明知」提告事實非真實，是成敗的關鍵。

當然，要舉證「明知」，而不是基於「合理懷疑」，相當不容易。

也就是誣告罪很難成案的原因。

我通常不鼓勵客戶，任意拿提告「誣告罪」當作報復的手段。

畢竟誣告罪成案不易。

如果任意提告，增加跟對方的糾葛不說，到後來提告不成，既傷成本，沒反擊到又不夠帥。殘念。

很傷士氣。

最好是自己案件結束後，再來審慎評估，有沒有足不足夠的事證，證明有達到誣告罪要件。

足夠，再下手。

要反擊，一刀斃命才有意思^_^

媒體報導，高虹安被告誣告，二審結果出爐。

仍是有罪判決，只是刑度從十個月，改判成六個月。

到底發生了麼事？

❶高虹安在111年7月受提名參選新竹市長。

參選期間，發現陳時奮陸續以筆名「翁達瑞」，質疑高虹安的博士論文抄襲等文。

❷就對陳時奮提起加重誹謗罪告訴，主張陳時奮所述不實。

❸後來經台北地檢署比對，認為高虹安的博士論文，確實發表在期刊上的他篇論文（就稱A論文吧）有諸多相似，且抄襲與否是可受公評之事。

認為陳時奮為合理評論，犯罪嫌疑不足，對陳時奮為不起訴處分。

❹陳時奮因此對高虹安的提告行為，反告高虹安誣告罪。

為什麼高虹安成立誣告罪？

❶首先，誣告罪的要件是：

①不法意圖（使人受刑事或懲戒處罰）

②明知提告事實非真實

③仍向公務員(通常是檢警機關)提告

❷一審判決是這樣認為的：

①A論文的著作權歸屬資策會。

該論文資策會辦理「經濟部106年度科技專案計畫－資策會創新前瞻技術研究計畫（1/1)」之研究成果。

由高虹安及其他三位作者合著。

經公開發表後，刊登在《MATEC Web of Conferences Volume 》期刊某期。

有資策會員工服務合約等證據顯示，著作權歸屬資策會。

②高虹安的博士論文抄襲A論文

這個案子很大的討論點，在於高虹安的博士論文，引用自己寫的A論文，是否構成抄襲？

法院認為：

㊀高虹安只是A論文的共同作者之一，不算單純引用「自己的著作」。

A論文的著作權也不是歸於高虹安。

高虹安博士論文有大篇幅，一字不漏引用，逾越合理使用範圍，屬於抄襲。

㊁高虹安明知上述抄襲事實

依高虹安臺大碩士、辛辛那提大學博士的學經歷，不可能不知引註規則。

她的博士論文裡有引註其他參考文獻，未引註A論文不是疏失。而是為了避免違反學術倫理，被他人發現，故意為之。

㊂卻仍對陳時奮提起刑事妨害名譽的告訴

還向檢警稱，陳時奮的爆料「扭曲事實經過，且其發文前未善盡查證義務」。

認為有讓陳時奮受刑事追訴、處罰的意圖。

㊃結論：誣告罪成立。判高虹安十個月有期徒刑。

❸二審判決改判六個月的原因

此時二審判決還沒公佈。

但依照媒體報導，是因為法院認為：

①高虹安對陳時奮提告時，只針對抄襲以外的部分言論。

②抄襲內容屬自己撰寫的A論文，非刻意抄襲。

我怎麼看這個判決

爭論點放在「有無抄襲」是比較奇怪的。

前面有提到，誣告罪的重要要件是「有無明知」提告非屬事實。

也就是一般誣告罪很難成罪的原因。

因此，

「『高虹安是否明知』她引用自己撰寫的A論文內容，而沒有標註的行為，是一種抄襲。」

我認為更值得討論。

才能判斷，她是不是具有誣告的故意。

可惜一審判決裡，主要是以高虹安的學經歷，認為她應該知道「她的行為是抄襲」、「抄襲是不對的事」。

對於上述主觀心態，沒有很深入的討論。

而且，假設二審判決真的如媒體所報導，認為高虹安引用自己撰寫A論文，沒有引註，是「非刻意」。

也認同高虹安，沒有對陳時奮指控「抄襲」的部分提告。

就有可能，高虹安一直不認為所謂「抄襲行為」是「抄襲行為」。

對陳時奮妨害名譽的提告，是為了澄清等目的，而不是單純為了使他受刑事處罰。

而沒有誣告的故意？

或者，高虹安當初提告陳時奮，範圍不包括他指控「抄襲」的內容。

則誣告這個案件，可能根本不應把焦點放在「抄襲」議題上？

「爸爸被騙了，我只希望他不要再投錢了。」

這是客戶來諮詢時，提出的主要訴求。

結果發現，這才是最困難的。

他的爸爸加入了投資群組，在短短二周，投入了近500萬元。

他與手足察覺不對，開始勸阻爸爸。

但就近的手足輪番上陣的結果，反而被視為賺錢的阻礙。

頭痛不已。

我問他，為什麼爸爸那麼希望再賺錢。

他說，可能因為退休沒有收入，跟以前工作每月有薪水進帳的感受差距很大。

而生活還是要過，又不想一直麻煩孩子，希望透過自己的力量，取得收入。

「離家之後，我應該花時間好好陪他，關心他的。」他說。

於是，他跟家人們講好。

媽媽隨時陪伴，跟孩子報告爸爸的近況。

就近的手足則是用另一支手機，觀察通訊狀況和蒐證。

而他，找了一天回家。

從爸爸賺錢的角度，關心他的投資進度，和提醒注意投資的真實性。

其他手足也一起關切和鼓勵。

那天的談話，很幸運地沒有被爸爸否定。

但爸爸還是不認同被騙。甚至，跟媽媽說要拿房子去抵押貸款。

他問我該怎麼辦。

剛好看到他傳給我的證物裡有幾張收據。

查了一下經濟部公司登記資料，是一間合法成立的公司，還有一間上市的母公司。

我提議，向公司詢問，有沒有開具這些收據。

後來他帶著收據去了公司，證實收據都不是他們開具的，更沒有在做自然人的投資項目。

於是，他再次返家，邀請爸爸一起去公司看看。

同時承諾爸爸，看完也不會干涉他投資。

隔日，爸爸隨他一起去那間公司。

而意料之中，爸爸也被告知，款項和收據並不是公司經手。

當天還因此與他和爸爸通了電話，說明如遇詐騙，該如何處理。

沒想到，爸爸還是不認為被騙。

當下我與客戶都陷入了沮喪。

Line的對話沉寂了好幾天。

我常常在辦公室模擬，如何可以突破客戶爸爸的想法。

直到他的訊息：「爸爸醒了！我們去報案了！！」

才鬆了一口氣。

這個覺醒，得來不易。

都要歸功於客戶一家人的團結一心。

覺醒有兩個階段，前階段是看清詐騙的事實，後階段是承認自己被騙。

前者比較簡單，因為假的事情很容易被拆穿。

後者不容易，因為承認被騙，除了接受自己的錯誤，還要面對曾經否定的家人、朋友。

而客戶一家人在過程裡，用關心和耐心，給予爸爸滿滿的安全感。

我想，也是讓爸爸接受被騙的事實，而願意一起去報案的關鍵。

從他們身上，看見幫助受騙家人的幾個方法：

❶不是強勢阻止，而是多加關心和提醒。

❷從受騙家人的角度，在同理他們的處境下，給予建議。

例如：

①不是一直說「你被騙了」，而是從「投資進展」給予協助。

②邀請他去看看收款公司、確認投資細節，取代要去公司拆穿他。

❸家人依距離、個性分工合作，有些蒐集情報、有些關心、有些說理，並保持聯繫，一起想辦法。

❹鼓勵報案，制裁詐騙集團，而不是強調受騙的錯誤。

陪伴與關心，隨時都不嫌晚。

能夠親眼見證這段過程，光用想的，就感到很溫暖。

根據新聞，吉品養生公司不但對辣杯杯公司提告民事訴訟，也對陶晶瑩等人提起刑事侵佔的告訴。

民事訴訟的部分，昨天有案情提要及分析，還沒看的，請點連結喔：https://m.facebook.com/story.php?story_fbid=122121980378833794&id=61575013843025

今天要來說，合資糾紛常見的侵佔告訴。

吉品養生公司提告的原由

吉品養生公司提告內容是：

陶晶瑩等人明知本次爭議的「麻辣零食產品」訂單不成立，卻仍收貨，並予以販賣，是把吉品養生公司的貨佔為己有，是侵佔行為。

參考民事判決，應該是先告民事，再告刑事。

原因是，吉品養生公司原本主張「麻辣零食產品」訂單成立，要求給付貨款，被法官否決的情形，推測吉品養生公司應是在民事判決出爐「後」，才對陶晶瑩等人提出刑事侵佔告訴。

不確定實際策略是什麼。但可以知道的是，積怨不小哈哈。

不然，一般合資糾紛目的在錢，既然民事訴訟已勝訴，通常不會為再繼續提告。

侵佔，是把持有別人的東西據為己有

你曾經以為「把手中的東西佔有」，都是侵佔嗎？

侵佔罪還有一個很重要的要件，就是要把「別人的東西變成自己的東西」的意思。

猜測，陶晶瑩等人答辯，不曉得該批貨是有爭議的，以為是辣.杯.杯.公.司.的.貨（自己的貨），而拿去賣。

是賣自己的東西。

而不是故意把吉品養生公司的產品（別人的貨），當成辣杯杯的產品出售。

所以檢察官認為，陶晶瑩等人的行為，沒有把「別人的東西」變成「自己的東西」的意思，不成立侵占罪。

當你有遇到合資糾紛時，想提告侵佔罪，舉證證明「有把別人之物據為己有的意思」，也是關鍵。

以刑逼民有用嗎？

假如吉品養生公司是先提吿刑事侵佔，再提民事訴訟，就是常聽見的「以刑逼民」手段。

你問，以刑逼民真的有用嗎？（也有很多客戶這麼問）

我會說：

刑事提告有所根據，有至少五成舉證，不是毫無告成機會的，適合。這類會造成對方壓力，促使履約或賠償。

毫無理由，或舉證明顯不足的，不適合。除了會被告誣告罪外，開庭被罵不說，對方還不痛不癢，看你沒有。很傷氣勢。

千萬不要什麼都以刑逼民。

還記得，當時陶晶瑩聲淚俱下，開直播控訴辣杯杯公司的股東嗎？

最近，廚師詹姆士跟前經紀人的公司糾紛，讓我想起了這個案子。

故事的起源是：

❶陶晶瑩等人和劉吉仁，合資成立辣杯杯公司，共同經營麻辣燙品牌。

❷這次爭議的貨，是一批麻辣零食產品，由劉吉仁經營的吉品養生公司製造的。

❸辣杯杯公司收下了這批產品，也進行販售，但是沒有支付貨款。

❹吉品養生公司控告辣杯杯公司，積欠貨款。

❺辣杯杯公司答辯，股東間對產品的成本、進價沒有共識，沒有同意跟吉品養生公司下訂單，何來積欠貨款。

後來，一審法官是這樣判的：

❶依照股東的證詞，他們對產品進貨價格沒有共識。這批麻辣零食產品的訂單不成立。

❷既然訂單不成立，辣杯杯公司應該要把收下來的貨，全部退給吉品養生公司。

❸但辣杯杯公司不但把貨收下來，還對外販售，部分產品已經被賣掉了。庫存的產品在訴訟時已經過期，沒辦法還給吉品養生公司。

❹所以，辣杯杯公司要把這批貨的價值，用錢還給吉品養生公司。

從判決結果可以發現，有二件事是合資事業必須警惕的：

權利不能只控制在少數具備專業的股東身上

劉吉仁是辣杯杯公司裡，唯一有能力經營麻辣燙食品店的人。

於是，他擔任董事長，掌管經營和銷售。同時也用自己的食品公司供應產品。幾乎掌控了整間公司。

而其他沒有餐飲管理經驗的股東，陶晶瑩等人，則是信賴他的一切專業。

造成有產品討論，但依賴劉吉仁提供的簡報資訊；貨已經送到辣杯杯公司，其他股東卻表示不清楚是誰收的。

很難想像，若遇上野心更大的人，後果不堪設想。

所以，跟人從事合資事業的你，最好自己有經營的專業。如果沒有，也要劃分股東間的權利，在契約上寫明各自負責的範圍，可以互相制衡。

有疑義的訂單，貨不要收

這個案子最後還是需要付款，是因為明明是有爭議的貨，卻把貨收下來了。

你可能想，收貨之後，才知道是有爭議的貨，難道不行嗎？

沒有不行，只是之後就很難解釋啊。尤其像辣杯杯公司，還把貨在市場上販售。

你會面臨這些問題：

不同意的貨，為什麼要收？

收了覺得有爭議，怎麼不退回去？

還販售賺取利潤？

從哪個行為看得出對訂單有疑問？

更不用說舉證了。

如果碰到有爭議的訂單，最優先做法是不要收貨。真的收貨了，也盡可能即時反應意見。

近期有不少社會矚目案件，其中以剴剴案最受關注。諸多討論之餘，也有很多民眾以言詞、文字，攻擊、羞辱、威脅被告的受任律師。

這是過去比較少見的。

台北律師公會在幾天前公開聲明，對於予以嚴正指正及聲援。身為律師，也想說說我的看法。

強制辯護案件中律師的意義

我們的刑事訴訟法，依據憲法的宗旨，規定被告有委任律師辯護的權利。目的是保障被告有遵循正當法律程序的權利。

簡單來說，比較重要的正當法律程序，包括了答辯、調查證據、和對檢方提出的證據和起訴內容表示意見。

其中，刑事訴訟法又規定一些特別情況的案件，例如重罪(最輕本刑三年以上有期徒刑的案件)，考量判決結果嚴峻，規定為強制辯護案件。

也就是說，這類型的案件，是一定要有律師（或公設辯護人）為他們辯護，否則程序不.能.進.行。

而剴剴案，被告被起訴凌虐兒童妨害身心發展致死等罪，為最輕本刑三年以上有期徒刑的重罪，就是屬於強制辯護案件。

因此，以剴剴案為例，法院審理的程序中，被告必.須.有律師為其辯護。此時，律師的角色，不只是維護被告答辯的權利，也是法律必要程序。

相反的，以輿論的立場，希望剴剴案的被告們被重判，若是沒有律師參與，也判不了。我想這也不是大眾所願。

律師依法執行職務，不應成為與被告併受公評的對象

你可能想：律師有拒絕受任的權利，為什麼還要接受這樣的被告委任，為他們辯護？若不是認同他們的行為，為什麼同意為他們辯護？

有幸擔任過不少刑事、甚至社會矚目案件的辯護人，也當了全國第一件被告否認犯罪的國民法官案件的被告辯護人。認知到律師受委任成為辯護人的原因很多，辯護策略也有很多種，例如：

為無罪結果的；

為有罪但被輕判；

為有罪但爭取和解撤告、緩刑或易科罰金的；

為維護被告在刑事程序中權利的。

不是每個案件都要把有罪打成無罪，把黑講成白。

你可能會說，也有為了自己的業務吧，看錢辦事，沒有廉恥。但專業有價是必然的，律師出來混需要收入也是合理的。老實說，承接社會矚目刑事案件，所承擔的不是普通的壓力，沒有一定目標理念，只是因為錢

而承辦，應該會撐得很辛苦。

且最終展示出來的辯護策略，也是與被告多次討論，基於尊重被告意願的前提下而成。其中也可能含有取捨、妥協和選擇，非常不容易。

所以，以剴剴案來說，在不了解被告意願、辯護策略討論過程的情形下，任意把被告的行為與律師劃上等號，或認為把對被告的積怨遷怒於律師，是相當不理性的。

願意打逆風局的，都值得尊敬

在像剴剴案這類社會矚目且是重罪的案件，檢方必定有著無比壓力，但在起訴定罪率(起訴被判有罪的機會)高達九成的現在，比起律師，在法院的程序中，還是相對順風。

在輿論方面，大部分的人支持「正義」的檢方，批判被告的行為。先前在承辦國民法官案件時，面試國民法官的過程，認為檢方說的比律師正確的佔了多數。

媒體呢，真正中立的很少，多數立場向輿論靠攏。這也可以從媒體報導剴剴案的文字中，輕易看出來。

沒有人喜歡被討厭。

但也就是因為如此，這幾位在剴剴案為被告辯護的律師們，站在逆風處，承擔案件本身的壓力，承受輿論、媒體的謾罵，仍保持初心、堅守崗位、依法執行職責，我認為非常值得尊敬。